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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iwu72的博客

希望之光不灭生命之火不息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五十年代新疆农牧区记事  

2017-05-17 07:21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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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代新疆农牧区记事

 

 

 

1、进入新疆以后,第一个给我看病的是兽医

 

想起来,真是好笑。1955年进入新疆以后,第一个给我看病的竟然是兽医。

怎么回事啊?

是这样,1955年冬到新疆,第四天就下乡搞合作化去了。在阜康县工作了几个月,1956年夏天,工作地点调换到了距乌鲁木齐一百多公里的呼图壁牧区。我这个来自北京的“白面书生”,几经“生活的粗糙手掌的拍打”(俄罗斯作家高尔基语),已经习惯了吃开水泡“风干馍”、睡土炕( 我住的偏僻的小土房,是主人家堆放杂物的地方。这间小土房的土炕旁,放着一口棺木,是这家男主人给自己预备的 )。

我们从阜康县转往呼图壁牧区,是作社会调查。牧区合作化运动开展之前,我们乌鲁木齐地区党委干部,要做农牧区的调查。由 呼图壁县城去石梯子乡牧区,我们很想骑马去,这时,我也学会了骑马。可是县政府没有那么多马。我们去牧区的交通工具是“六根棍儿”。这是一种由俄罗斯传过来的轻便马车。六根五六米长的笔直、光滑的棍子,四根当作车厢底板,另外两根儿用于左右两侧。然后由长条钢板、粗重的木螺丝,把六根棍子连接、固定在马车底盘上。铺上厚厚的草垫子或棉褥子、或毛毡、老羊皮,很舒服。

当时通往牧区的路,还没有公路,我们走的路,就是荒原戈壁;人们走得时间长了自然形成了的名符其实的“马路”。那天,我们的车上,除了我还有两位畜牧兽医站的人。荒原戈壁很干燥,空气也很炙热。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了。我突然觉得左眼好像被什么小东西突击了一下,开始,我以为眼睛里进了沙子,用手揉了揉眼睛,却很难受很难受的,和我一起坐在车上的县畜牧兽医站的两位同志,注意到了我的眼睛很难受的样子,就问我怎么了,南京农学院刚分配县上的小宋,帮我翻开眼皮看了看,说不是砂子,是小团儿的白乎乎的东西。同行的兽医站人那年纪大的同志;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说,“是给苍蝇在眼睛里扒下了”( “扒下了”的“下“字,他说“哈”。“扒哈了”,这种典型的新疆汉族土话,听起来,挺可笑)。他接着告诉我们说,这在农牧区是常有的事情。他说在农牧区苍蝇下蛆,在干燥、空旷的地方,大多是下在马牛羊这些大牲畜的眼睛里。他安慰我说“没关系没关系,快到了,到了区政府,我用水给你冲出来就好了”。 南京农学院刚分配到县上来的那个小伙子,看来也没看到过这种事情,他也觉得在人的眼睛里下蛆,这可太可怕了。我也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。眼睛越来越难受,还能忍受,问题是在心理上,知道了自己的眼睛里被苍蝇下了蛆,真是可怕。

同行的兽医站的那位年纪大的同志,是一位老新疆了,他可能是看我心情不好眼又难受,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讲了一个笑话。他说是听老人讲过的。说以前有一位城里的有钱人家的小姐,有一天这位小姐出城来玩儿,眼睛里也是给苍蝇下了蛆了,跟着小姐出城的,有个年纪大的佣人很有经验,那个佣人说,是不能用手取的,必须让一个小男孩儿,用舌头从眼睛里,一条一条地舔出来,这样才能不伤眼睛。周围的用人四下里找了半天,才找到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子,再没有比他小的小男孩了。在那位年纪大的女佣人的指挥下,花二两银子,让那个十二、三的男孩,用舌头从有钱人家的小姐眼睛里,一条一条地把蛆舔了出来。兽医站的那年纪大的同志,话锋一转,对我说“你掏二两银子吧,我给你把蛆舔出来!”惹得“六根棍儿”上的四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,我才领悟到,他讲的笑话,是为了教育我,不要碰到一点挫折,就痛苦地像有钱人家的小姐似的。

到了区政府,给我看病的就是这位兽医。回到乌鲁木齐以后,我给家里写信的时候,提到了这件事,妈妈听妹妹念信,难过得掉了泪。

通过这件小事,我觉得在实际生活里遇到的困难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苦。其实,许多病痛、挫折,都是容易度过去的。

     

 

2、“嗨!‘沟子’铲‘零干’了么!

【新疆农村土话:把屁股叫“沟子”。铲“零干”了,就是摩擦糜烂了。

 

刚到新疆农村,特别想学会骑马。跟农民一块儿干完了农活儿,回村子,在回村子的路上,我硬求好说话的青年农民帮我骑上干完了农活儿的马,还硬求他帮我拉着马缰绳,走了一会,我试着自己拉着马缰绳,成功啦!

骑在高高的马上,走在回村子的路上,我真是得意洋洋,洋洋得意啊。

可是哪里知晓,干农活的马,在新疆农牧区叫做“颠马”。这种颠马,走起来,上下、前后、左右地摇来晃去的。又没有马鞍、马蹬的。只穿着单裤,臀部在粗硬的马背上剧烈磨蹭,很快我就感到臀部很不舒服的。可是,刚会骑马,兴奋的很呐!

进了村子,在别人的帮助下下了马。在地里跟农民一块儿干一天了,很困乏了,吃了点儿开水泡“风干馍”就睡觉了。睡到半夜,疼醒了。臀部火烧针扎一样地疼痛。强忍着剧烈疼痛下了土炕,摸到手电筒,点着清油灯。一手拿着手电,一手拿着镜子,弯腰低头,照射着自己臀部,想看看为什么这么疼痛。这种姿势,光线又暗,极勉强地自己看自己的臀部,那里看的清啊!由于刚醒,一晕,失去平衡,跌倒了。同睡一铺土炕的王大爷被我惊醒,一见我的样子,赶忙下地,我忙提裤子,不小心触到肛门和尾椎骨附近疼处,我啊的一声,王大爷立即明白了 。“快快,快趴到炕上!”。王大爷见我不好意思脱裤子,“嗨,都是男人家么,精沟子(光屁股)有啥呢么!”。王大爷用手电照着一看,“嗨!沟子铲零干了么!”。“零干”,用在我的臀部就是破碎、糜烂。(说一个人瘦零干了,就是瘦得不成样子了。)

王大爷撕下一些旧的窗户纸,烧成纸灰,把温温的纸灰,敷在我臀部,帮我轻轻提上裤子,盖好被子。我竟然很快睡着了。

为学骑马,真是闹了不少的笑话。在农村学骑马,不是人们想的那么容易的。农民的马不是你想骑就能骑的。学骑马的机会并不很多。有一次,我正在跟村干部在打麦场的边上开的碰头会,商量麦收以后的第二次分配问题。这时候远远看见邮局送信的骑着马来了。因为常有我的报纸杂志,跟邮局送信的很熟了。趁他在打麦场的边上休息,我就抓住这一点儿时间,自己上了马,想在打麦场附近转两圈儿。可是,那匹马,以为要回去了,慢慢地离开了打麦场,老马识途啊,它认识路。竟然越走越快,这下,我喊了起来,并向打麦场的人招手,打麦场边上的一个人也向我招手,并向我高声说“再见!”(事后才知道,打麦场向我招手的人,以为我要骑马去办事)。一看,没人过来,我声嘶力竭地扭头朝着打麦场的人呼叫。可能邮局送信的明白了,他远远地跟他的马喊了一声,那匹马立即停下,并缓慢地朝着打麦场走去。回到打麦场,说起刚才的误会,说起我的狼狈相,笑得众人前仰后合!

 

 

 

3 、走夜路【一】

 

新疆农牧区,在五十年代,地广人稀。村与村之间,大多相隔几里路,或更远。而路两侧;或路的一侧,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、荒野。

19551230号,听说区委符书记在乡上,我起了个大早,赶往乡政府。符书记这个姓,不常见,开始,我还以为他是副书记。熟了以后开玩笑说,原来你这位符书记是正书记啊。

我把工作中的两个难题汇报完了,老符的指示只有三个字。第一个难题,指示说:“算账”。 第二个难题的指示是:“撤!”。你别看这位区委书记只是部队文化教员“扫盲班”的高材生,随时不离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四角号码小词典,可是,他处理问题的干练,办事效率之高,让人打心里敬佩。

区委符书记的 “三字真言”真是”药到病除”。

第一个难题,是,我刚刚开始收集春耕籽种,就碰上了钉子户,名叫马生禄。此公,与人吵架时,惯于恶狠狠地朝着对方眼睛,伸出两枝”眼镜蛇”似的手指说:“我,挖掉你的‘灯’(眼睛)!!!”。

我和村干部去马生禄家收集春耕籽种时,马生禄交的是半口袋“鸡饲料”!我说,开会,把马生禄交的半口袋“鸡饲料”摆到会上去。村干部建议,让我找找区委符书记。

第一个难题,符书记的指示是:“算账”。就是到区上粮站看看零星收粮账目,就可了解到那些“哭穷”说“口粮都没的了!”的人,近期卖给区上粮站多少粮。

汇报完了,我立即起身要去区上粮站,符书记喜欢这种作风。一高兴,竟把他的心爱的“走马”借给了我!

从区上粮站赶回,送还区委符书记的“走马”,踏上回村的路时,西边已是灿烂晚霞一片。

感觉又渴又饿。想加快脚步,谈何容易。在雪地走路,走不了多远就要用土“滑雪杖”敲掉鞋底的“冰雪馒头”,否则寸步难行。看看手表,六点多。快走!内衣汗湿,头发水漉漉。离住地还有30%路程。又走了不到一公里,夜空出现了闪烁星光。路左侧是无边的戈壁滩、荒野,我,突然想到:狼!这就增加了“任务”边走还要边警惕地关注路的左侧响动。

前方很远处隐隐传来驼铃声。呵!欣喜油然而生!此时,皮帽子毛梢儿结了不少小小冰球儿。与驼队工人相互敬烟,要了口水喝,就各自赶路了。

回到住地,房东大爷早已给我备好了半锅“揪片子” (面片儿汤,里边有风干的西红柿、红辣椒。还有一点儿风干的羊肉)。

我,感到的是母爱。

 

 

 

3、走夜路【二】

 

19551230号,听说区委符书记在乡上,真高兴。我起了个大早,赶往乡政府汇报、请示工作。

我把工作中的两个难题汇报完了,老符的指示只有三个字。第一个难题,指示说:“算账”。 第二个难题的指示是:“撤!”。

那么,第二个难题的指示是:“撤!”

撤什么?撤谁?

是这样:

我负责的那个村子,叫“八户沟”,也叫“霸户沟”。合作化开始以前,就是出了名的“不好惹”的村子。

乌鲁木齐几个单位来的干部,分工下各个村子之前,在会上,区委符书记就半开玩笑似的说,“八户沟”谁去?谁自告奋勇?可能听说了,“八户沟”难办点儿,不过,也没什么。事在人为么。

冷场。

我,最不喜欢这种气氛。

“符书记,我去。”

区委符书记这个人,也喜欢痛快。

“好哇,就这么定了。散会。”

符书记在区委大院儿跟我说,“八户沟”正好有马车来粮站,你就省事啦。

天色渐渐黑了。

在粮站找到八户沟来的马车,“使车的”小伙子,一看,就知道:精明强干。

他把宽大的草料口袋抖了抖,平铺在车厢木板上,又铺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。然后把摔打干净的“芨芨围子”圈成大大的椭圆形,再用粗毛绳固定好。小伙子扶我跨进椭圆形的”芨芨围子”,打开行李,盖好被子就睡下了。

“芨芨围子”,是用芨芨草编的厚厚的大草亷子。宽一米多,长十来米的大草亷子,即可做成”芨芨围子”。

芨芨草,是一米多高的又结实又有韧性的野草。扎起来,还可扎成“大扫帚”。

黑夜行车,安全问题,就由那位小伙子掌握喽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,小伙子兴奋地喊我,

“到嘞!工作同志,到嘞!”

回村了,到家了,高兴,正常。可是,一回到村子,这位小伙子的喜悦,透着“不寻常”。后来才知道,小伙子的“心上人”,正在暖床热被窝地等着他。

小伙子把我引进家门,大娘,煮了半锅奶茶,小炕桌上一大盘风干馍馍,一小碟腌韭菜和蒜泥。

清油灯光照亮的靠墙长桌上,十几个高低不等的玻璃瓶子里,装着淡红、淡绿的水。大娘说,瓶子是多年攒下的。里边的“水水”(新疆人爱用重叠字,“喜欢”等等情感),是把有颜色的小包装纸,用水泡几天泡出来的。

万万没想到,对我很友好的小伙子,以后竟然成了我要撤他的职的人----没办法呀,小伙子濒临婚外情悲剧,他的 “心上人”的那位,已经准备了“家伙”。

 

 

 

3、走夜路【三】

 

小伙子的“心上人”,名叫江湘云。

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大的胆子?慌慌地收拾完马车,就钻进江湘云的被窝儿里去了呢?江湘云的男人王生宝,到“迪化”看病去了,说是要住院开刀。(老新疆,习惯把乌鲁木齐还叫“迪化”)

后来,我找江湘云谈过话。

江湘云是江苏人,老家在常州。1947年嫁给了一个付团长。很快调防新疆。1950年跟江湘云说,有事,要出去两天(实际是拉上一些人跟着头头儿通过南疆出国)。1951年,没活路儿了,经过媒人,跟了八户沟的王生宝。这个王生宝,土改时划了个富裕中农,其实,如果在内地,划了个地主、富农是肯定的。王生宝一家,有两群羊(每群200只左右),有将近30头牛,其中两头是奶牛。还有五只奶羊。种着一百多亩地。全家九口人,他前妻1950年去世后,还剩八个人,六个“丫头子”,最小的是男孩。

江湘云“过门”前两年,可以。孩子们跟她挺亲。

变化,发生于1953年夏天。山上的大水一下来,必须抢着浇地,壮劳力都上。三十来岁的江湘云,当然算壮劳力。

新疆,地广人稀,大水“漫灌”浇地,一个人管一大片。

前边说的小伙子,是村子里的水利委员,名字叫何和。

何和,正在东奔西跑地,指挥着抢大水浇地,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呼叫。跑过去一看,江湘云正在地边挣扎,整个人从头到脚成了个“泥巴蛋”。虽说是夏天,大陆性气候的新疆,深夜还是有些冷。哭哭啼啼的江湘云瑟瑟发抖。何和没好气地:“干什么吃的!还不快快脱了,”。何和说完,扔下自己的上衣,又东奔西跑地,指挥着各个“地块儿”抢大水浇地去了。从此,江湘云;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地,想方设法地,追求何和。

说实在的,江湘云,不要说是在新疆农村,就是放在城市,也算是个“俊女子”。她的痴情,终于感化了何和,这段“姐弟恋”,达到了“高潮”。

量变到质变。

开始一段,王生宝有所察觉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王生宝这个人,当时,可能,有一点“武大”心理。

最先与江湘云闹翻的,是王生宝的大女儿。

大女儿的男友,是“已经准备了家伙” 

我,按照区委符书记指示,迅速及时地撤了何和的村水利委员职位。

王生宝的大女儿很精明,她们一家知道自己家的“成分”划低了,巴不得息事宁人。

不仅我同情这小伙子,区委符书记也同情。这位名叫何和的小伙子,被撤了村子里的水利委员职位以后不久,区委老符就派何和去县里水利局办的培训班学习,后来,调到区上,开始,是通信员兼做点水利工作。
    1958
年,何和来乌鲁木齐开会,到电台看我。何和已经是付区长,分管水利工作。

 

 

 

4、《五毛钱给了一裤子干香菇》-----追忆1956年在农牧区的趣事

 

 

为什么用裤子装干香菇?

这是因为刚刚结束牧区社会调查工作,出山,山口的一户农家的房顶上晾晒着大量干香菇。我在这户农家吃完饭,临行前给房主“派饭”钱的时候,房主要给我一些干香菇。我想也好,快过中秋节了,邮寄一些给妈妈和北京的亲友,这才真正是新疆土特产呀!用什么装呢?我的挎包里,正好有一条替换着穿的中式的大裤腰宽裤腿儿的长内裤。这还是来新疆前妈妈亲手给我做的。我把内裤拿了出来,房主找了几根细羊毛绳儿,先扎住两条裤脚儿,就上房顶去装。装得太满了,裤腰没法用羊毛绳儿扎了,我说倒出一些就好扎了,房主没说话,到里屋拿来了缝衣服的针线,把装得满满的裤子的大裤腰,密密地给缝住了。我给了规定的两毛钱“派饭”钱,另外,又拿出来了一块钱,就算是干香菇的钱。可是那位憨厚的汉子,说是太多了太多了。说,几把干蘑菇不值什么。我说,不收钱,我不能要,这违反纪律。房主人勉强地只收下了五毛钱,脸都红了。还帮我用粗些的羊毛绳,把装得满满的一裤子干香菇,牢牢地绑在我的马鞍子的后边。

我穿过六十多公里的戈壁滩“马路”,天快黑了,才赶回到了县委大院儿。县委机关刚刚下班,不少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农工部的牛大姐过来给我帮忙,往我住的小屋卸东西。宣传部的“小拳头儿”也过来帮忙。临走时,豪爽的牛大姐,当着我,跟宣传部的”小拳头儿”说,“你呀,找对象,就找小孙这样的。你看,人家还没成家,就知道从山里往回弄好吃的啦,你要能找这么个对象,人家肯定是个顾家的男人。”。 “小拳头儿”羞红了脸,又是用她的嫩白绵软的小拳,一路追打着牛大姐,跑了。

宣传部的“小拳头儿”,姓瞿,叫瞿小玉。她的“小拳头儿”这个绰号儿,是武装部的焦部长给起的。那时候,县委大院儿干部,相当一部分在食堂吃。每人一个搪瓷饭盆儿一把勺儿,瞿小玉的小勺儿比大家的小,她是用姆指、食指这两只手指捏着小勺儿吃饭。她的另外三根儿手指是翘起的。有一天,武装部的焦部长,用他的小勺儿,在瞿小玉的翘起的手指上轻轻打了一下。说是轻轻打了一下,其实挺疼的,老焦手重。瞿小玉放下饭盆儿,就用她的双拳,狠狠地在老焦的后背上打了一阵。老焦一边儿挨着打,一边儿还说“啊,真舒服呀。这样的小拳头儿,每天打我我都愿意!”。

哄堂大笑!

“小拳头儿”这个绰号儿,从此传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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